在表彰大会上,获得奖章的科学家们不约而同来到一位老人的轮椅前,用“领导有方,功当居尊”八个字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。
老人谦虚地摆摆手说：“这都是党的领导和你们的艰苦奋斗得来的,我只不过起到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。”
1929年6月，张爱萍加入红十四军，投身于革命，先后历经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在漫天战火中逐渐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将军。
他转战大江南北，参与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；领导淮北解放区、组建华东军区海军；指挥大陈列岛战役并取得辉煌胜利；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导弹、首次塔爆、空爆及第三次爆炸试验，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付出了毕生精力。
在十年动荡期间，张爱萍遭受了不公平待遇。新的时代来临后，他再次披挂上阵，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发光发热。
1975年3月，张爱萍复出，历任国防科委主任、副总参谋长等职，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展开工作。
晚年的张爱萍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曾说：“叶帅（）找我谈了三、四次话，要我到国防科委。那时，、导弹的研制都停了，乱得很，我不想干。叶帅一直说无论如何你还没有离开革命嘛。”
这之后，张爱萍明确向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决定。他带领科技工作者，大力拨乱反正，全面整顿，让国防科研工作就走上了正轨。
1975年下半年，我国战略导弹运载火箭和卫星的研制连续获得成功：7月26日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尖兵一号卫星；10月27日，随着中国西部核试验基地的一声轰响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成功；11月29日，成功发射和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探测卫星；12月17日，又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。
一年里成功地发射三颗人造卫星，这在中国航天史上是史无前例的。当时的科研人员把1975年喜称为“三星高照”。
随后，对他说：“马上就要召开十一大了，我担任军委主席，你在总参工作多年，最熟悉情况，来当军委秘书长吧。”
秘书长的位置十分重要，之前曾由黄克诚大将、罗卿大将、元帅担任或兼任。在期间，这个职位被取消。
张爱萍对说：“我知识、能力都有限，精力也不行心脏也不太好。从目前高级干部队伍的现状看，搞军事行政工作的很多，但搞武器装备、抓国防科技的，就少得多了。我从56年起就抓这一摊，整整20年了。我自己认为，在这方面作为你的助手要更合适些。我今年67岁，再多干几年吧。”
张爱萍很有把握地说：“能干！孙膑没了膝盖骨还能灭魏国。罗斯福还坐轮椅当总统呢！当秘书长又不要你往下边跑，有车有电话，再找个能干的秘书就行了。”
在张爱萍的鼓励与支持下，罗瑞卿于1977年8月底复任秘书长。他全力协助领导军队的整顿工作，为军队的拨乱反正和各项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1980年9月，张爱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，分工主管国防科技、国防工业。古稀之年的他，依旧遵循着“受命即干，干则干好”的原则，不遗余力地为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。
1982年，组建新领导班子，为主席，兼任秘书长，副秘书长分别是张爱萍、、、洪学智，其中，张爱萍依旧负责国防工作。
为了提拔人才，他采取群众推荐的办法，进行干部选拔。经过投票后，科工委核工业局副局长名列前茅，被任命为科工委副主任。
这个职位升迁跨越了正师、副军、正军三个台阶，让不少同志大吃一惊,甚至怀疑能否胜任这一工作。
张爱萍给出了解释，他表示自己对已经做了近两年的考察，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，工作出色，顾大局，有组织能力，完全符合党关于年轻干部的标准。
张爱萍反驳道：“有志不在年高，用才不分长幼。现在的军委领导，有哪一个不是三四十岁就做兵团领导了？”
走马上任后，积极推动国防科技工业的改革，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，为我国核技术、核工业的转型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除了之外，张爱萍还提拔了一位在远洋测量船队建设上立了大功的女同志聂力，推荐她出任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。
张爱萍平时为人随和亲切，易于相处。但每逢原则问题，他决不妥协，敢于直抒己见，从来不怕得罪人。
当时正值美苏争霸时期，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有所求，但温伯格带领的使团在谈判桌上却处处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姿态。
张爱萍反驳道：“联合国的部队是谁组织的？炮弹落到我们家门口了，还想让我们坐以待毙吗？你们出兵是干涉别国内政，我们出兵是保家卫国。”
中方此前已多次向美方郑重声明中国严格遵守核不扩散条约，但这次谈判中，美方节外生枝，再次无缘无故指责中国帮助他国研制核武器，并出具一份材料，要张爱萍签字认可。
张爱萍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这一要求：“我们是带着友好的态度来拜访的，你们提出如此请求，毫无道理。”说罢，将那份材料退了回去。
这次访问，张爱萍代表中方和美国签订了有关合作的协议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军签署的第一个合作协议。
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国家重心转向经济建设，国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下降了不少，军队建设面临着经费紧缺的困境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军队一些单位开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
1985年5月23日，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上，讨论了军队从事经营性生产问题，有人大力提倡，有人认为不妥，张爱萍则坚决反对。
当他听说国防科工委成立了“公司”和“中心”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什么公司，我看是借公肥私；什么中心，我看是以钱为中心。”
为此，他特地给国防科工委党委写写信，信中说道：“这种官商或军商，实不是我们领导的社会干的，只有军阀和才会这么干。”
这是商品大潮在军营蔓延中的第一声喝阻，犹如冬季的一声春雷，振聋发聩，不得不让人赞叹张爱萍敢为人先的胆魄！
有一次，张爱萍见到了总参政治部主任，和他大谈了一番反对军队经商的道理：“清朝八旗军也曾骁勇善战，后来在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惨败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将领入关之后参与经商，不练骑射。民国时期的各类军阀，也大多有从商经历，这些人每逢战事，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一己私利，打败仗也就成为必然。军队的天职就是打仗，经商会导致人心涣散、斗志全无。这都是历史的惨痛教训。”
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当时的社会风气：“有多少干部栽倒在生产经营的浪潮里，有多少人指着脊梁骨骂军队！这简直是自毁长城！”
中央后来敏锐地洞察到军队经商的危害，于1998年做出了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英明决策，并成立了军队清理经营性企业领导小组，彻底解决了部队经商的问题。
张爱萍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担任过国防部长的开国上将。建国前，他南征北战，屡建奇功；建国后，他宵衣旰食，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他的很多理念，对今天的中国军队发展来说仍有深远的指导意义。
[1].1987年张爱萍对说军队做何事是“自毁长城”.中国新闻网.2018.4.9